我读雍也第三十
原文：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我读： 力行其仁，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
本章是本篇的最后一章，带有总结性质。因为，从第一章讲“雍也可使南面”，全篇都围绕着如何成就“君子儒”这一主题而展开，而“君子儒”的实质就是要培养成为能够为国家、社会多做贡献的有用人才。孔子的主张是“学而优则仕”，入仕为官，当然是位子越高越好，最好都能够做到“南面”的层次，因为，能够成为一方诸侯也就意味着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就越大，做出的贡献就可能越多，从而也就意味着你的道德成就可能更高。但是，怎样的事业成就或怎样的社会贡献才配得上仁者的称号呢?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是否可谓之为仁?子贡的意思实际上是：仁德的“外王”体现或事业成就至少应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判断标准，而如果以此标准来要求“君子儒”，那么，只有做到了“南面”之君的人才有成为仁者的资格，而在世卿世袭背景下，也就只有君王才有成为仁者的可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儒家所追求的仁岂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内圣”功夫，而这种“内圣”成就如果始终没有相应的“外王”成就来体现，那仁德的追求又有何社会价值呢?
对子贡之问，孔子的回答分两个方面。一、“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作为一种“外王”成就，它所体现的“内圣”境界不止是仁者而已，而是达到了圣人的高度，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即使尧、舜这样的圣人也未必做到了，所以，对仁者的“内圣”追求可以有这样的标准，但对他的“外王”要求没必要如此之高。二、既然如此，仁者当如何为之呢?孔子认为，作为仁者，应该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崇高理想，就如共产党应该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理想，但又要把实现这一理想当作一个实践过程，而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就必须考虑当下的具体实际。如何去把握这一具体实际?最好的办法是“能近取譬”，就是拿身边所发生的事作例子，最好是拿自己有切身体会的事为例子，作自我剖析，譬如想想自己一生欲建立什么样的功名事业(己欲立)，想想自己一生欲达到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己欲达)，你就会理解你之欲其实亦为人之所想，而如果你能够帮助他人实现同样的理想(立人、达人)，这就是仁者之所为。所以，行仁最忌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行仁要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这也是儒家之仁爱强调始于“爱亲”然后逐步向“爱众”推开的原因所在。当然，“爱众”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地步，这既是个机会问题，也是个能力问题，但你不能因为没有“南面”的平台，没有与此相应的能力，就放弃行仁的努力，只要你在“力行”其仁，你就是仁者，哪怕你只帮助了一个人达成了他的理想。
由上可知，孔子“能近取譬”的行仁之方，实际上也是强调这样一个思想，即虽然大家在社会生活中所演的角色不同，但只要都在努力“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在道德上予以同等的肯定。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儒家所强调的这种道德行为上的平等观念，始终受到社会地位上的等级观念的侵蚀，这一点也给一些社会地位低下者的道德行为留下了“不作为”的口实，当然，赋予社会地位更高的人以更多的道德担当是应该的，但这不是社会地位低下者道德“不作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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