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雍也第二十九
原文：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我读： 中庸之道体现了一种“德性的智慧”
由上章“子见南子”一事可知，孔子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他懂得权变或时变，处事既有原则性、方向性，又有灵活性、多样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须明中庸之德。所以，本章提出中庸问题，这是文本的逻辑延伸所致。
关于儒家中庸之道研究，本人有专著论之(《儒家中庸之道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与“和”思想研究》[阐释篇]，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此处想强调的是，中庸作为“至德”是“以道为本”，王夫之曰：“道之至者，人不可违也，则中庸而已。”(《四书训义》卷二)而所谓之“道”，从“体”的角度讲，就是事物存在的根据，从“用”的角度讲，就是事物运行的法则，那么，为什么“道之至者”是中庸呢?这是因为，任何一种“道”，都是处理事物之间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原则，“道”，也就是必由之“路”。而中庸作为一种“道”其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处理事物关系时注意到了对待双方之间的平衡，用孔子称赞舜的话来讲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而怎样才能维持这种平衡呢?关键在于“执中”，这个“中”就是“无过”“无不及”即事物的“度”的意思，而“中”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不偏”，就是“正”即公正，《尚书·洪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公正是社会制度安排的首要价值，“执中”是三代以来的“王道”政治传统(如《尚书·大禹谟》“允执厥中”，《论语·尧曰》“允执其中”，《孟子·万章下》“汤执中”)。但是，要“执中”或坚持公正、公平价值原则来处理社会矛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公正认知，譬如“按劳取酬”是处理分配问题应坚持的价值原则，但一个社会总有一些人在“劳心”(白领)，一些人在“劳力”(蓝领)，如何去衡量他们的劳动价值呢?再如一个社会大部分人在“劳”，还有一些人“不劳”，而“不劳”者又可以分为“不想劳”(懒汉)和“不能劳”(残疾人)两类，对于前者，按劳分配的实施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对后者，坚持这样的分配原则是否公正呢?所以“执中”问题的核心在于“用中”或“中之用”，也就是“庸”。“庸”，宋儒的解释是“平常也”或“不易之谓庸”(《论语集注》)，我则赞同“庸”即“用中”之说，而“用中”之义又在“时中”，《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所谓“时中”之“时”，是指“中”的实践境遇或具体实际而言，“时中”就是指不同的时候或不同的境遇有不同的中，一时一中，而非有一个一成不变的“中”存在于不同的“时”之中，所以“时中”的精神实质不是以不变应万变，而是随时而变，与时俱进。譬如孔子见南子，就是“时中”的表现，他没有拘泥于传统的“妇德”观，而是恰当地运用了见“寡小君”之礼，故未失于“中”。要是子路，就只懂得坚持“妇德”之“中”这样一种选择，那肯定是会晤不得也会晤不成的。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可见善于“时中”这是孔子作为圣人的突出特点之一，今天我们讲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把普遍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也就是“时中”精神的体现。
如何才能做到“时中”呢?孔子认为，要做到“时中”，关键在于主体要有恻隐之心和是非之心，也就是能做到仁、知合一。因为，“执中”即坚持公正原则首先要看你是否出以公心，而公心之立又在于你是否有仁心，譬如你若时时“情系于民”，才可能“立党为公”，才可能坚持“公正为民”，故梁漱溟先生认为“仁与中，异名同实”，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中庸就是仁德的体现。其次，中庸之“为德”之所以“至矣乎”，之所以是“至德”，原因还在于仅有仁德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知”，譬如法官要做到公正审判，不仅要熟悉法律条文和法律程序，而且还要善于使用自由裁量权，而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往往表现为一种“德性的智慧”，即它既需要法官公正之心的支撑，又需要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做出合乎“时中”要求的判决，美国的“判例法”就是这样而来的。所以，能够做到作为“至德”之中庸的人，必然是个仁知合一的“君子”。
孔子为什么说“民鲜久矣”呢?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庸之道作为三代以来的政治文化传统，一直是“王道”政治构建的价值原则所在，而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恰恰是因偏离了“中道”即“王道”价值所致，“民鲜久矣”就是指公正作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已长久未得到人们的认同与坚持，相反，整个社会已陷入功利主义的洪流之中。另一方面，出现“民鲜久矣”这样一种情况，是因为老百姓不喜欢它吗?是因为老百姓做不到吗?皆不是。因为，任何人都愿意生活在一个公正价值得到充分实现的社会里，都希望大家讲道德、讲规矩，这就像春运时我们排队买火车票，都不希望有人插队一样，而做到排队、不插队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有的人以为自己高贵、聪明、有钱，不愿意花时间、体力去排队，而车站又没有维持秩序的制度安排，这样一来那些愿意排队、愿意守秩序的人也就会不排队了。所以，孔子说“民鲜久矣”，意在批评那些带头插队的人，也就是当时的诸侯卿大夫们，是他们坏了规矩，败了风气，造成了社会公正价值的缺失，以至于价值的重拾与弘扬要靠儒家知识分子付出牺牲的代价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