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八佾第四
原文：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我读： 礼之本在于情
上章孔子把礼崩乐坏的原因归之于“人而不仁”，其潜台词是：只要“人而仁”，则守礼矣。那么，礼与仁之间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而要搞清楚这一问题，就必须先了解礼乐的本质(“礼之本”)到底是什么?从本章始，文本从各种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有意思的是，提出“礼之本”这一问题的是一位名不见《仲尼弟子列传》的人，他叫林放。林放其人，史无详载，只知道他是鲁国人，有传说他商朝名臣比干的后代，曾担任鲁国的大夫，拜为太傅，去世后与夫人芋氏一起合葬在今河南开封东岩山一带。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林放被赐号为清河伯，从祀孔圣庙西庑首座，后又祀于乡贤祠。在许多地方孔庙中，都立有林放的牌位。而林放在《论语》文本中共出现过两次，且都在《八佾》篇，一次在场，即本章;一次不在场，即第六章(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从林放的这两次登场来看，孔子对林放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可能也正是因为有孔子这样的评价，林放才有后来的孔庙地位。
林放在文本中的第一次登场是问孔子“礼之本”是什么?孔子觉得林放之问是“大哉问!”，也就是说林放此问“问得好”，有赞叹欣赏的意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林放是问触及到了礼乐的根本问题，即礼乐文明存续的合法性何在?也就是说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现象十分普遍的情况下，为什么孔子还要坚持以礼乐文明为主的价值导向呢?我们知道，礼制作为一种适应血缘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需求的制度安排虽然面临着新形势的挑战，但是在宗法一体社会结构没有解体之前，礼制作为一种习惯法或普通法的合法性仍然是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同的，即使是僭越礼制的大夫贵族在涉及到自己的权利范围之内也仍然主张要维护礼制的严肃性与权威性，换言之，宗法一体社会结构是礼制存在的合法性根基，而这一根基的心理基础就是以“亲亲为大”为大的仁爱。所以，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说：孔子本章对林放之问的回答仍然是“强调心理情感(戚)是根本，比外在仪式重。”(《论语今读》第79页)即宗法一体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亲亲之情是形式化的礼仪的出发点，而形式化的礼仪就必须以此心理情感为根本。
当然，基于仁爱这样一种道德情感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孔子所崇尚的周礼这一形式表达出来?是不是还有比周礼更恰当的形式来表达呢?依据春秋时期礼制的践行情况来看，其主要弊端在“文胜于质”，也就是礼仪的形式主义化，而这种形式主义又往往表现为“奢”，表现为前述“三桓”那样喜欢讲排场，铺张浪费，所以孔子讲“礼，与其奢也，宁俭”，就是欲通过去形式主义化来回归礼的本质;而“丧，与其易也，宁戚”一句，其“易”有不同的解释，我以为《朱注》“易，治也”颇符合上下文之意，即指丧礼仪式之隆重，以至于掩盖了丧礼所欲表达丧失亲人的悲痛之情这一最根本的东西，所以“宁戚”一语可以说是直指“礼之本”不在于外在的形式而在于内在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