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八佾第八
原文：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我读：艺理通于伦理
上章孔子讲君子无所争，“其争也君子”，如何来体现“其争也君子”呢?孔子便以射礼为例，以此说明君子之争都是按礼的规定来进行的。那么，为什么君子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这就是本章所要讨论的问题。
前面已说过，子夏(卜商)是孔门“十哲”之一，以“文学”科见称，所以他向孔子提问引用《诗经》里面的诗，也算是发挥其所长。不过，此处子夏所引之《诗》，前两句即“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见于《卫风·硕人》，而后一句即“素以为绚兮”则不见于该诗，因而被大数人认为是逸诗。如果子夏所引之诗是如此构成的话，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描写女人的美丽，其中“倩”是指笑起来会露出两个酒窝，“盼”是指眼睛眸子转动时黑白分明的样子，而“倩”与“盼”不是每个人都有，所以一个人笑得好看(“巧笑”)，眼睛能够逗人销魂(“美目”)，都是因为天生了个“倩”与“盼”，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而“素以为绚兮”一句则是讲绘画的原理，意思是只有在洁白的布上才能画出绚丽的图画，强调底色的重要性。如此理解，意思倒也连贯。但是，我以为，由描写女人的美丽再到论及绘画之原理，这个跳跃跨度太大，以子夏之诗学功底，不应该如此引《诗》。如果我们把三句看作是个整体，即把子夏所引之诗全部视为逸诗，而这首逸诗仍然是描写一个美丽的女人，则前两句是描写女人美丽的脸庞，后一句是描写她美丽的服饰，意思是白色衣服上彩绣多么绚丽，这样不仅将一个美女的整体形象呈现出来，而且也无违于整个诗在内涵上的逻辑连贯。
大多数读者之所以将子夏所引之言诗分开来看，可能是受孔子“绘事后素”一句的影响。确实，对于子夏的提问，孔子的回答是从绘画的角度来论的，意思是只有在一张白纸上才可能画出最绚丽的图案，这就是说底色很重要，亦如天生丽质对于女人之美丽同样重要一样，否则，正如一句俗语所说：麻布袋绣花——底子太差，是不可能达到理想的美学效果的。
对于孔子“绘事后素”的思想，子夏可以说是有深得吾心之感，他知道老师此言的所指并非只在诗画，而是欲借此说明“礼之本何在?”这一问题，故“礼后乎?”一语道出了本章问题之核心。如前所述，礼作为一种源原始巫术、宗教的风俗习惯经过三代的制度化构建虽然有走向形式化的趋向，但它所积淀的社会心理仍然对维系宗法一体社会结构具有重要的价值，而将这种价值挖掘出来便是孔子及儒家工作的重心所在。于此，孔子借“绘事后素”这一美学原理，说明“礼”如绚丽之画，是在如白纸之“仁”的基础上画出的，所以，我们不能只追求礼仪形式的繁复，更应该追求礼仪形式背后的精神，离开了以仁这样一种道德情感为心理基础，对礼仪形式的讲究必然会导致对礼制本身的破坏，而君子之所以能够守礼，就在于他们能够守仁。
本章子夏引《诗》描绘了一个美丽姑娘的动人形象，竟导出一个“礼后乎?”结论，这是对孔子“不学《诗》，无以言”思想的又一佐证。其实如果我们不谈后者，只是以前者而论，未尝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美丽的姑娘不是打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