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八佾第09礼的价值存于它的历史继承性之中

　　我读八佾第九

　　原文：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我读：礼的价值存于它的历史继承性之中

　　上章孔子以“绘事后素”来论述礼之本在于道德情感，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层面讲的，而欲全面地理解礼之本，还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了解礼的性质，即要了解人类为什么要选择礼这样一种形式来表达道德情感呢?本章之旨就在于此。

　　我们知道，人类的道德情感之所选择礼这样一种形式来表达，不仅是因为礼能够表达，而且也是因为用礼这样的形式来表达是一种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传统或习惯，而这种传统或习惯的存在表明人类对礼乐文明已有一种历时性的价值共识，如何证明这一点呢?在上篇“十世可知也?”章，孔子就曾说过三代之礼的发展存在着“损益”的规律，而孔子是如何发现这一“损益”规律的呢?主要靠两条途径：一是“文”，即夏商二代留下的典章制度;一是“献”(贤者)，即先朝遗老的口头传诵。为此，孔子曾到夏商二代的故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与调研，《礼记·礼运》曾载夫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指《夏历》)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指《归藏易》)焉。”可见，孔子虽然在夏商二代的故国找到的文献不多，但还是有所收获如“夏时”和“坤乾”，且从这些少量的文献中发现了周礼与它们之间的“损益”关系，所以孔子对二代之礼都说：“吾能言之”，意思是虽然不完全确证二代之礼的存在情况，但二代之礼的大致状况还是有迹可寻的。正是基于三代之礼的历史继承性与创新性，孔子认为周礼是凝聚了三代价值共识的制度安排，不能轻易地破坏之。

　　但令孔子痛心疾首的是，春秋时期所产生的礼崩乐坏状态又使得整个社会对礼乐文明的存续产生了普遍的合法性质疑，这种质疑不仅解构了三代以来对礼乐文明所形成的价值共识，同时也使得人们对于周礼的了解陷入到“文献不足”的困境之中，社会上僭越礼仪现象的产生有许多是源自确实“不知礼”，这一点使得儒家作为当时的“知礼派”有了用武之地，事实上早期的“儒”确是从负责丧葬等事物的神职人员转化而来，是以到春秋时期，他们成了当时最熟悉传统礼仪的一个群体。当然，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他对周礼的了解并不限于静态的“礼数”上，而在于他对周礼有一种历史性了解，以及他对礼乐文明所积淀的社会心理及其价值共识的发现上。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儒家完成了由“襄丧”之儒向君子儒的角色转化。

　　当然，本章还可以看出孔子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治史的认真态度，即他对历史传说的信史程度有一种科学的实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