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公冶长第七
原文：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我读：儒家之勇的精神实质是见义勇为
上章孔子谈到的漆雕开是一个有儒侠典范的人物，而本章所讲到的子路与漆雕开一样属于同类型的人物，他是孔门弟子中勇者型的代表。可见，文本将二者安排在一起还是有逻辑考量的。
孔子之所以有宋儒所谓的“浮海之叹”，是因为他在实践和宣传自己的理想即“道”的过程中处处碰壁，不为世人所理解和接受，生发出一种严重的受挫感和失望感，是以就有了“乘桴浮于海”即漂游海外的想法。但海外是什么样?是不是一个“道”之可行的理想世界?以当时的地理知识和技术条件，孔子并不知道，所以，夫子“浮海之叹”只是一种假设性的感叹，其意之所指如程子所云：“浮海之叹，伤天下之无贤君也。”(《论语集注》)由是亦可知，“浮海之叹”应是孔子结果在外周游列国生涯后的感谓之辞。有人可能会问：孔子十四年之久的游历生涯，历经了如陈、蔡之困这样的生死磨难，难道就不需要一个像子路这样的勇者来保驾护航，非得只有要“浮海”时才想起子路的用处?关于这一问题，南怀瑾先生在其《论语别裁》一书中有个说法值得参考，他认为，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其中优等生有七十二位，且他的学生个个能干有为，在诸侯国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不少，而以当时诸侯国的人口规模计，如果有谁重用孔子的话，只要孔子动一下，整个诸侯国就可能动摇，所以哪个也不敢用孔子。这就是说，孔子之所以遇不到“贤君”，是因为即使有“贤君”也不敢用你孔子——你的影响力太大了。不过，虽然如此，各诸侯国对孔子还是比较礼遇的，正是这一点也确保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孔子的列国之行不会有太大的安全问题，是以子路的保驾护航作用在当时并不十分明显，尽管孔子周游列国时子路是一路相随的。但也正是这种共同的列国之行经历，使孔子看到子路“勇于义”的优良品德，故认为如果要“浮海”于陌生之地的话，子路还是会跟随他的。
子路对先生的评价自然是感到高兴。因为，毕竟先生看到了勇敢作为儒家“三达德”之一的价值，而且尤其是先生能在最困难的时候想到自己，这证明师生之间已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而先生对自己这种托付生死的信任足以让任何一位弟子会产生莫大荣幸之感。但是，对于子路的勇敢，孔子又评价道：“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关于这句话的意思，有两种不同的释读：一是说子路的勇敢精神超过了孔子，但其他也就没有什么可取的了;另一是“无所取材”之“材”同“裁”，意思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适于义也”(《论语集注》程子曰)。吾从后一种理解。因为，子路除了勇敢之外并不一个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的人，譬如下章就谈到子路的政治才干也足可以担当“千乘之国”的重任，至于他的军事才能更是有史可证。因此，孔子在此所讲的“无所取材”还是就子路之勇的特点而言的。因为，勇敢作为儒家的“三达德”之一在古代社会尤其是在春秋这样的乱世是有着特别的价值与意义，这一点与古希腊将勇敢作为首要的美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由于儒家的美德理论是围绕着礼乐文明而构建的，所以对勇敢这一美德的提倡是以“见义勇为”为标准，而“义”之义在“宜”，何为“宜”?这就需要主体根据具体的情况来把握。也就是说，儒家之“勇”是一种受制于“义”的美德，它赋予了主体以更多的道德理性色彩。与此要求相比，子路之勇恰恰缺乏更多的道德理性制约，因为子路性格直率急躁，故其勇敢表现有时难免意气用事的倾向，没有表现出儒家之勇的适度或适中特征。
如果再联系到上章孔子对漆雕开的评价，可以看出二人在性格上有近似之处，而漆雕开在当官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克制，足以说明他作为一个以勇德著称的人是真正体现了儒家之勇的精神，相比之下，子路之勇是有所欠缺的。故文本将夫子对子路之勇的评价安排于此，仍然是在强调儒家之勇的特征——见义勇为方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