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公冶长第二十
原文：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我读：三思而行以不失时机为度
季文子，姬姓，季氏，谥文，鲁国的正卿，“三桓”之一，曾执国政长达33年之久，先后辅佐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三代君主，其主要的政绩是在鲁国推行了初税亩，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私田日益增多，“三桓”势力日益坐大。季文子为人，勤俭自持，《史记·鲁世家》载，他当政时，“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颇得百姓喜爱，是以死后被谥为“文”。但是，季文子谥“文”是否恰当呢?孔子有不同的看法。
据说，季文子行事十分谨慎，《左传·文公六年》载，季文子将要出使晋国，在准备好聘礼之后，又让属下“使求遭丧之礼以行”(准备好遇到丧事时的有关礼仪)，随从都不理解其中的原因，季文子解释说:“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这种饱带干粮、晴带雨伞的谨慎态度固然与当时交通条件不便有关，但也反映出季文子的思维方式特性，这就是本章所谓“季文子三思而后行”是也。
对于季文子这种谨慎过分的行事风格，孔子认为，一方面遇事慎重对待是应该的，另一方面，过分地谨慎却没有必要，因为，凡事思虑过多，考虑太久，就有可能丧失处理好事情的机遇。况且在信息不发达、交通不便利的古代社会，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可预知的因素在内，非“三思”所能及也，若“三思而后行”，就有可能选择以不“行”为“行”，这样不仅“可能行的”因丧失机遇而未能做到，而且“应该行的”因丧失勇气也未能做到。至于程子认为“三思”有可能导致“私意起而反惑矣”(《论语集注》)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凡遇事喜“三思”者，所“思”的内容既可能只有事情本身，也可能会包括“我”与事情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主体对事情的思考会由“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走向“我应该怎么做这件事?”而一旦转移到“我应该怎么做这件事?”的思考，就难免会考虑自己在做这件事的得失、利弊。又，一旦有这样的得失、利弊考量，也就会丧失对事情应该怎么做的客观的正确判断。当然，我们不揣度季文子“三思而后行”中个人的“私意”在内，但是“三思”这种思维方式也确实给“私意”留下了生发的空间与可能性。
所以，我以为，孔子讲“再，斯可矣”之意有两层：一是三思而行以不失时机为度;二是果断行事以不掺私意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