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里仁第十六
原文：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我读：义与利其实是可以统一的
在本篇的前几章，孔子论仁皆涉及到本章的“义利之辨”，因而本章可以看作是对前面各章的总结与抽象，但是联系到上章夫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认为是“忠恕”而已，而我已在上章论述中指出，曾子的见解是有缺陷的，因而本章的“义利之辨”应视作是对曾子之“一以贯之”的理解的补充，否则没有必要将此章安排于此。
如前章所述，即使以曾子从伦理实践层面的角度去理解夫子“一以贯之”，忠恕也未必能完全契合夫子之“一”，因为我之所欲或不欲未必是人之所不欲或欲，譬如君子之所欲，义也，故你与君子相交，君子便只问事情有没有道德的正当性(“君子喻于义”);而小人之所欲，利也，故你与小人相交，小人便只考虑该事有没有利益可图(“小人喻于利”)，如果你以君子之所欲去推及小人之所欲，或以小人之所欲推及君子之所欲，忠恕之道便无法在实践上成为可能。所以，我以为，本章实际上应看作为对曾子忠恕之道的补充，意在强调忠恕之道的实践必须注意到“己”之对象即“人”的不同与多样，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所欲便是别人之所欲，把自己之所欲强加于人，譬如小人，他连饭都吃不饱，你去跟他高谈道义问题，还要他去或多或少地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他人，要他去仁爱，那肯定是行不通的。相反，作为君子，你必须明白小人之所欲恰恰是你之所应当，要尽可能创造条件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让他们能够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只有这样才可能行忠恕之道，也只有这样，富裕起来的小人才有可能接受“义”的教育而趋向于善。换言之，君子对小人行忠恕之道，必须以“小人喻于利”为自己所喻之“义”的内含，这样的“义”才是真正且可行的“义”，这种“义”也可谓之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之“利”。可见，在孔子看来，君子对小人行忠恕之道一定是义利统一的，由是亦可知，孔子讲这句话是对君子而非小人讲的。
另外，从单纯的“义利之辨”来看，“义之与利，其途相反，而推之于天理之公，则固合也。”(王夫之《四书训义》卷八)义与利虽然价值取向不同，但若从“天理之公”的角度看，二者又是可以统一的。因为，义，不仅等同于公利，而且也意味着公利的实现只有采取恰当即“宜”(义)的方式才是可能的，这就是说义之与利不仅在价值目标上可以一致，而且在目的与手段上也可统一。而儒家之所以要严“义利之辨”，是因为“但在政教衰乱之世，则有义而不利者也。乃义或有不利，而利未有能利者也。”(同上)即在春秋这样的无道之世，不仅追求义并不一定实现利，而且追求利也未必能带来利，义与利的分离或割裂更容易使人们见利忘义，但这种见利忘义的行为最终并不能实现最大的利。故儒家严“义利之辨”的意蕴是：从君子的角度讲，是要以公利为价值目标，不要计较个人利益得失;从小人的角度讲，是要以义为价值底线，不要为达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换言之，君子不应以“爱财”为人生目的，小人“爱财”也须“取之以道”，如此，义利之于君子与小人皆可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