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为政第04“志于学”的人生境界

　　我读为政第四

　　原文：子曰：“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读：“志于学”的人生境界

　　这段话是孔子晚年的自述，带有自我总结的性质。从文本建构的角度看，上章是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性，而本章则是讲自己的人格成长及安身立命是如何展开于人生的不同阶段，似乎与上章之旨不相恰。但是，我以为，恰恰是文本上下文之间的意义联系决定了本章的解读方向。

　　因为，如前章所论，上章两种不同的“道”“齐”之道都涉及到“民愚”之可不可化的问题，而儒家的基本观点是“民愚而可化”，怎么“化”呢?当然得靠道德教育即教化，而教化的方式除了第二章之《诗》教以移易人之性情外，还有在“知”或理性层面上如何“立志”的问题。本章孔子以“十五而志于学”开始，为什么选择十五岁这个年龄点呢?难道十五岁以前就没有不“学”的问题?显然不是。因为，根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即孔子的母亲就曾教儿时的孔子以礼仪，但教育的方式不是跟孔子讲什么礼仪的大道理，而是以玩游戏的方式来让孔子感知礼仪之美，这种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显然符合儿童的心理需求，它与《诗》教之移易人的性情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儿童毕竟是一个感性的主体，其心智是否能够健康地发育成长，既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及社会实践密切相关，同时也与他所受教育有着直接的联系。从前者来讲，孔子的童年应该说很不幸的，他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之中，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这种出身和这样的生存环境对于一个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而言并不是一个有利的因素，但孔子之所以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走向沉沦，就是在于他从十五岁始“志于学”，即从十五岁开始就有了自己明确的人生奋斗目标，而达成这一目标靠的就是“学”，因此十五岁可以说是孔子人生的分水岭，而本章就是欲彰显“志于学”后的几种人生理想境界。

　　但是，为什么是十五岁呢?从孔子说“十五而志于学”到“三十而立”，共十五年时间，其他都是十年为一个阶段，这说明孔子晚年对于自己从十五岁到三十岁的回忆性自述只是一个大概性的描述，而事实上，从个体的心理成长来讲，在这一阶段实际上是年青人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关键时期，也是人的心理状态最不稳定和多反复的时期，孔子说“吾十五而志于学”，其实也只是一个大概的年龄估计，因为，处这个年龄要说自己在某方面已有明确的坚持与定力，这是不符合人的心理与思想成长规律的，若一个人要在这个年纪真能表现出某种坚定的意志，除非他的人生有某种刺激性的事件或重大事件发生才会产生如此深刻的心理影响。我以为，能够使孔子产生强烈心理刺激的重大事件应该是孔子十七岁时即他母亲去世去后不久参加“季氏飨士”而被季氏家臣阳货拒之门外一事(《史记·孔子世家》)，这一事件不仅意味着孔子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发生怀疑，更重要的是孔子第一次经受了他人生中严重的人格伤害事件，这一事件可能坚定了他十五岁时尚为模糊不定的“志于学”想法，或者说孔子十五岁“志于学”其实只是对自己青春年少时期思想状况的一个总括，不一定是指具体的某一岁。毕竟这只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的人生自述，而且从十五岁“志于学”到“三十而立”的这十五年，也正是孔子作为“士”的身份认同由被否定到再被确认的时期，这一否定之否定过程之所以能够达成，在孔子自己看来完全得益于“志于学”。所以，我以为，“而立”之“立”既是“立于礼”的过程，更是孔子立足于社会或他作为“士”或大夫之后的身份认同的再实现过程，当然，这也是孔子心智成熟与人格挺立的过程。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意蕴是什么呢?如果说“三十而立”主要是主体通过“学”而完成了自身的社会化过程或主体适应社会的过程，那么，三十岁以后便是主体如何试图去改造社会的开始，而改造社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主体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表象所迷惑，不为挫折所困惑，不为“异端”所诱惑，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展现出理性的定力，这就是孔子所谓“知者不惑”。但是，即使如此，也有可能不能实现自己改造社会的目标，就如孔子自己所经历的那样，虽周游列国十四年，干七十余君，也无法将自己的仁政理想变为现实，对于理想与现实的这种落差，如何正确待之?孔子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悲观主义情绪，也没有为求容于世而降格自己的追求，而之所以能做到这种精神境界，就在于孔子已站在“知天命”高度，这种高度既基于孔子对三代以来礼之“损益”规律有清醒地认识，也基于他研习《易经》得来的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见。正是这种高度，使孔子获得了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内在动力。因此，可以说，由“不惑”到“知天命”，反映了孔子及儒家以“担当”为安身立命之所的心路历程。

　　需要提及的是，由“不惑”至“知天命”虽然是孔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实现了对自我主观世界的改造，但这一过程同样离不开“学”，可以说“学”是儒家的“天职”，终身未尝辍也，只不过这两个阶段及以后的“学”在更大程度上不是学习礼仪等社会知识，而是带研究的性质，正是这种“学”使得孔子对于人生、社会、历史开始有了自己独特的生命理解，并由此而建构起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如孔子说自己五十岁始研习《易经》，“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易》由是而从卜筮之书走向“寡过之书”，开启了《易》学哲学化或义理化的理解新方向。

　　关于“六十而耳顺”的理解，历来说法颇多，吾从清代学者焦循《论语补疏》的见解，即“耳顺即舜之察迩言，所谓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也。顺者，不违也。舍己从人，故言入于耳，隐其恶，扬其善，无所违也。”意思是耳顺就如传说中的舜帝一样，善于从浅近之言中发现其所蕴含的意思，在能够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的同时吸收他人正确的意见，对于自己尚未理解的不同意见或明显为错误的意见能够隐其恶扬其善，不予计较和介怀。可见，耳顺的核心就是能够接受不同意见与批评。孔子之所以说“六十而耳顺”，是因为人老了都会有固执己见的通病，所谓：“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得”，旧训为贪，其实它还有对自己一生所获得的经验、知识与理念不愿意改变或放弃的意思，尤其是在传统社会里，老人之所以应该受到孝敬不仅是因为他们年长，同时也因为他们是一个经验和知识载体的存在者，作为这样的存在主体一般情况下对于自己所持的经验和知识都充满着“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桥”式的自信，都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的观点，当听到有不同的意见时候都会有“逆耳”的感觉，是以一个人到了这个年纪能做到“耳顺”并非易事。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五十而知天命”有关，至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即七十岁做到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统一这样一种境界，同样与“知天命”相关，所以，对本章之理解，一者是“学”，二者是“知天命”。此两个方面将在后面有关章节再申论之。

　　总之，本章虽是孔子谈自己的人格成长过程，但它的宗旨仍然是谈教化即“学”对于“为政”的重要性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