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为政第二十三
原文：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虽百世，可知也。”
我读：政治家必须具备预判未来的能力
前面已讲过，子张其人对于“为政”问题的关注有别于曾子等人，后者所关注的问题主要在成就君子上，属于“修身”或“内圣之学”的层面，而前者(子张)则主要关注如何在官场上干出一番事业，因而对于政治体制的构建与运作等属于“外王之学”层面的知识比较感兴趣，这一致思取向也造就了孔子儒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可以说也正因为有“子张之儒”，才有后来的荀子之儒。过去我们总以为思孟学派才是儒学之正宗，其实从孔子与子张的对话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君子之学”的定位实际包含“内圣”与“外王”两种向度，且也看到了这两种向度之间的内在紧张，而思孟学派发展至宋明理学则成了纯粹的心性之学，认为从“内圣”可以开出“外王”，提出“内圣即外王”的命题，没有看到“外王”的相对独立性，以至于“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都是由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偏废所致。
子张在本章所提出的问题属于史学的范畴，“十世可知也?”即未来是否可以预知?如果可以预知，根据又是什么?子张的这种问题意识对于从政者来讲是十分重要的，我前面已讲过，不能“温故而知新”，不学习历史的人是当不好官的，至少不能成为政治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习历史既可以借鉴前人的经验，少犯同样的错误，还可以通过掌握历史发展规律，对于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与态势有大致的预判，为政治决策及个人的路线选择提供知识支撑。而孔子之所为圣人，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有强烈而深刻的历史意识，譬如他能从夏商周三代礼制变迁的历史中发现礼的“损益”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又能对周代以后未来社会的发展走向有一个基本的预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处在春秋这样的乱世，人们生活的最大焦虑就是“明天会怎么样?”而诸子百家的争鸣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又未尝不是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一个人尤其是为政者如果对于未来社会的发展没有定见，那么他不可能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有所坚持，从而也就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孔子及儒家的政治表现虽然在当时屡屡受挫，但孔子能够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持，就在于他有这样的历史观，因为孔子相信无论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如何严重，但未来历史的发展无出于三代以来礼制变迁的“损益”规律，事实上后来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结束春秋战国动乱之后的秦朝虽然不在孔子的预判之内，且汉承秦制也说明秦代的制度创新确实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余年，但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说明中国传统社会宗法一体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因而礼仍然是维系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即使到了今天，虽然血缘宗法关系不再是社会结构的支柱，但是中国文化重视家族的传统仍然是值得我们珍惜的精神资源，传统礼仪对于当代文明社会的构建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