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学而第四
原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我读：反省“吾身”与“认识你自己”
曾子，名参，字子舆，儒家五圣之一(孔子，颜渊，曾子，子思，孟子)，少孔子四十六岁，与其父曾晰并为孔子学生，是孔子没后儒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其所开创的思孟学派历来被视作为儒家思想的正统。曾子与有子一样，在孔门弟子中享有“事子如师”的地位，因而《论语》文本中以“子”称之。如前所述，在《论语》文本的集结过程中，有子与曾子的学生可能是最初且影响最大的参与者，而若论对儒家思想发展的贡献，曾子比有子要大得多，但《论语》文本的编辑并没有受此影响而将曾子之语提至有子之前，此亦可佐证文本编辑者的客观态度与严谨精神。当然，曾子之言能够排在《学而第四》的位置，也足以体现曾子在文本中的重要性。
《论语》记载曾子的言行不少，即在《学而》一篇就有两章，为什么要把曾子“三省”之语作为首出呢?这样的文本编次安排是否存在编辑学的考量呢?若有，这种编辑学考量的根据或标准又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如何看待孔子思想形成与孔子弟子的言论的关系?我们知道，《论语》作为了解孔子思想的重要文本虽然主要是通过以“子曰”为主的形式来体现的，但其中又有许多是关于弟子们的言论记载，这些言论或是传述夫子之言，或是谈自己对夫子思想的体会，这一文本事实说明：一部《论语》并不能看作是孔子一个人思想的集结，而应看作是孔子及其弟子集体思想的集结，换言之，孔子思想与其说是孔子个人的思想，毋宁说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群体的思想集晶，孔子的弟子们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一思想的形成。正是这种思想参与活动，使得孔子没后儒家内部因对夫子思想理解的差异而发生“儒分为八”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论语》文本集结就必须充分反映不同学派的话语要求，而从《论语》的内容来看，也基本上反映了主要学派的思想发展取向。
第二，既然曾子与有子一样能在同学们中获得“事子如师”的地位，这说明二人在传述或者参与孔子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所作的贡献是其他人所不及的，但是，二者的贡献是否有所不同?如前所述，有子是孔子众弟子中为数不多的能将其思想逻辑化、理论化的哲学家之一，他对孔子言论之“原意”有着与众不同的深刻的逻辑领悟，这是他获得《学而第二》文本地位的主要原因。与之相比，曾子对孔子思想的理解主要不是体现在准确地传述夫子的思想上，而是体现在他对孔子思想的延展性理解与具体运用之上，或者说曾子言论的特点在于他在践行夫子思想的过程中有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对此，王夫之《四书训义》引尹氏曰：“曾子守约，动必求诸身。”又曰“曾子力行诚身之学而自立之。”意指曾子言论之出皆与他亲身的道德实践活动是分不开的。正因为是“心得体会”，所以，曾子言论对于孔子及儒家思想形成就具有属于他自己的原创性贡献，这一点正是曾子上承孔子下启子思、孟子的主要原因所在。
第三，同样，因为是“心得体会”，其言论总与主体之“吾”的经验相联系，因而从思维方式上来讲它会表现出自我反省的特征。王夫之《四书训义》引谢氏曰：“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其后愈远而愈失其真。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观乎子思、孟子可见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尽传于世也。”其中之“诸子”，当指孔子没后儒学内部的分化情况，由曾子开启的思孟学派或心学传统便是其中之一。谢氏认为，相比言之，曾子之学没有其他学派的“失真”之弊，是孔子思想最真实的传承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只有曾子之学是“专用心于内”，用王夫之的话来讲是“求之于吾身”。因此，我以为，《论语》文本将曾子“三省”之言为首出的次第安排，是编者对曾子之学的心学特征的一种理解性认同。
第四，从“三省”的内容来看，这种文本次第安排也体现了对《学而第一》夫子思想的呼应。因为，《学而第一》是夫子对“士”的存在方式之理想境界的一种自许，涉及到学习、交友和入世三个层面。对于夫子所期，曾子有内在的认同，故在学习方面以“传不习乎?”之内省来力行“学而时习之”的要求;在交友方面，夫子“有朋自远方来”一语并未讲如何交友的问题，而曾子“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一语便强调了“诚信”原则在交友过程中的重要性;在入世方面，夫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语强调的是知识分子在面临不被社会理解的境况下当如何自处的问题，曾子认为，只要能做到“为人谋而不忠乎?”这一点，也就无愧于心，至于他人“知”与“不知”，这都不是引起主体高兴与不高兴的缘由所在。由此可见，曾子“三省”之语是他在践行孔子“三乐”之语的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如果说孔子所言讲的是做三件事的精神境界，那么曾子所言讲的是达到这种境界的具体路径与实践方式;若相比于有子之“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是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实践孔子的仁学思想，曾子“三省”则是站在“吾”即个体的角度来讲的。故《论语》文本将二子之语作如此安排，是符合孔子思想的发展逻辑的。
最后，对曾子以“反省”的方式开启了儒家心学传统这一事实如何评价呢?李泽厚先生认为：曾子是儒学中宗教性道德的传人，其反省具有深厚的宗教情怀(《论语今读》第33页)。因为，反省是主体面对某一标准或命令来检视自我之言行是否有失范之处的思想活动，这一思想活动的前提是主体对于标准或命令有一种不加怀疑的绝对确信，因而它是“绝对命令”意识之下的自我道德检视，不过，由于儒家缺乏基督教的原罪观念，因而主体的反省又不同于基督徒的忏悔，即主体在反省之时不会如忏悔那样过度地折磨自己，因为，在儒家看来，对照“绝对命令”的要求，反省的结果有可能是自己做到了，也有可能没有做到，做到了——因为没有原罪的拖累——就可以如孔子所说的“不亦乐乎”，没有做到——因为有性善的支撑——亦应对自己的未来能够做到充满信心，不必如基督徒那样有更深的罪孽感。正面、乐观地看待反省活动，这是曾子及儒家开创的思想传统。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曾子所开创的这一反省传统与“轴心时代”其它文明所产生的反思或第二序思考现象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反思是思想本身成为它的对象，是对思想的思想，是一种“认识你自己”的活动，因而反思的终极命题必然是“人是什么?”或“上帝是什么?”“世界的本真是什么?”如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就提出了自然的最后真实是水、火、数、Logos等观点。相比之下，“知人曰哲”是儒家哲学的特点和重点，但关于“人是什么?”的思考，至少在孔子及《论语》文本中并没有构成为他们反思的核心命题，无论是孔子还是曾子所重视的反省活动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认识你自己”，它关切的主要问题是“人应该是什么?”这样的应然命题，而非“人是什么?”的存在论命题，因而在儒家看来,反省实际上是一种“成人之道”，是一种修身活动而非纯粹的理性思考。正是这一点使得儒家的反省活动缺少了古希腊哲学反思活动中所固有的怀疑、批判精神，如曾子的“三省”并不涉及到对“我为什么要如此?”这一问题的反思，而只是关心“我是否如此?”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我认为这与儒家“畏圣人之言”的传统是分不开的，因为，所谓“圣人之言”就是一种具有“绝对命令”性质的教条，主体除了敬“畏”和执行，容不得有任何的怀疑。而这种缺少了怀疑、批判精神的反省活动往往容易将“外王”约化为“内圣”，即容易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而削弱其改造客观世界的功能，以至出现清代学者颜元所指出的理学弊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因此，如何将反省“吾身”与“认识你自己”相统一，将反省与反思相结合，这是今日之“吾”在道德主体性构建中所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