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学而第九
原文：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我读：孝顺之风如何养成
在上一章，孔子从“习得”之学来谈君子人格的养成问题，其着眼点在个体良好习惯养成的实践路径，本章则着眼于社会风俗的转化移易是如何可能的。文本如此安排，旨在体现孔子及儒家由关注个体到关注社会的思想逻辑关联。
社会良俗是社会良序的道德基础。如何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俗呢?儒家强调教化的功能与意义，而本章之“民德归厚矣”之“民”一词，便透露出了曾子教化思想的政治学视角即他是站在“君”的角度来讲教化的这样一个重要信息。我们知道，政治学性质的教化工作往往都具有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宣传工作的特点：价值导向明确，主题思想鲜明，信息传播迅速，受众印象深刻。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如何行仁?本篇第二章有子提出了“孝弟”是行仁之“本”的路径选择，体现在政治学上便是儒家所力倡的“孝治天下”。而从教化与宣传的角度讲，孝文化体现了一种以“敬长”为核心的价值观，但如何让这种价值观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行为的自觉选择呢?通过办教育来把孝的道理向老百姓讲清楚固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但考虑到传统社会教育成本之高以及受众数量的有限性，加上还有知之而不行之的可能性等因素，这种方式并不是宣传教化的最优选择。对此，王夫之指出：所谓“君子以孝治天下”，并不是“教民以孝之谓也。”(《四书训义》卷五)既然如此，比较好的教化宣传策略就是“树典型”，充分发挥“榜样”无穷的社会影响力。而“树典型”的最好办法就是“领导带头”，充分发挥上行下效的示范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所谓“领导”就是指“君子”而言，它包括了各级各类的在上者或统治者。而君子如何“带头”践行孝道呢?当然首先要在日常的人伦生活之中认真践行孝弟之道，但这种从身边做起、从孝敬父母开始的孝行的社会影响力有限，它主要局限于家族内部，从促进社会风俗的移易与改良而言，其宣传示范效应并不明显。因此，君子“带头”作用的发挥还需要有合适的切入点或平台才是可能的。曾子认为，这个切入点或平台就是丧祭之礼。
《礼记·祭统》有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丧祭之礼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当人们知道埋葬死者，或给死者以某种丧葬形式(如山顶洞人撒红粉于死者身旁或身上)，即人的族类自觉的开始，亦即人的文化心理的开始。”(《论语今读》第38页)这种人的类的“自我意识”发生于原始的图腾崇拜之中，它是人类对血缘价值的一种自觉形式，从这一形式中可以看到：血缘是人作为族类存在实现与超越或神连接的纽带，尽管它还必须借助于动物或植物即图腾的灵性，但随着祖先崇拜的产生，血缘作为连接天人之际的纽带逐渐摆脱了图腾崇拜的影响，从而这种体现族类自觉的祭礼又有了政治伦理学的价值，即祭礼可以为政治合法性构建提供历史正统性和天命神圣性的支撑。正因为如此，祭礼历来是传统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是，春秋以来，随着王室衰微，诸侯崛起，整个社会陷入礼崩乐坏的无序状态，社会人心也日渐不古，从宰我问“三年之丧”可知(《论语·阳货》)，丧祭之礼的“天下之通丧”地位已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因此，如何维护孝道的普世价值以改良社会风俗成了孔子仁学构建的主要命题，是以曾子此言无疑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慎终追远”，按传统的解释是指要重视丧祭之礼而言，即“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论语正义》引孔曰)于此，要问的是：为什么孔子和儒家要把对死者的尊敬当作是维护孝道价值的根本路径呢?难道我们不应该把孝道的重点放在对生者的尽礼之上吗?孔子在回答樊迟问孝时曾讲：“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生前和死后都是应该以礼尽孝的，但此处曾子特别提出要“慎终追远”，把如何对待死者当作维护孝道价值的最重要命题来对待，其旨意何在呢?对此，我很赞成王夫之的理解，他说：“养生不足以当大事，迨其没也，而心有所略，迨其久也，而心有所忘，则孝亦衰矣。故殡葬之际，哀戚至而忘乎事，则附于身、附于棺材者，有所不安焉。”(《四书训义》卷五)意即若未把“养生”当作“大事”，父母去世之后，也就会渐渐忘记自己未尽孝道这回事，从而孝道必定会荡然无存。因此，丧礼的举行对于子女的孝心之诚与否有着反省提示的作用，因为很多人在殡葬之际之所以会“丧尽其哀”，乃是由于父母在世之时未把“养生”当尽孝之“大事”，故心有不安，心有所悔，如此就会形成“以背生弃死为耻”(同上)的孝文化心理，所以“慎终追远”不只在形式上的“修其文”“备其物”而已，而是“必谓有不忍之心尽诸己而无往而不致焉者”(同上)。可见，在夫之看来，丧祭之礼是检验主体孝心的一种反省机制，它是通过对死者、往者的敬重来提升对生者的孝敬意识。
不仅如此，从教化的角度来讲，由于丧祭活动具有社会活动的性质，具有较为广泛的成员参与性，其礼仪展示的时空范围较长较大，因而活动的影响力具有一定的围观效应，所以如果在上者或“领导”能够“慎终追远”，就能够对在下者或百姓产生向慕归化的作用，形成“民德归厚”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