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学而第14“好学”者应不为酒食所困

　　我读学而第十四

　　原文：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我读：“好学”者应不为酒食所困

　　前面各章孔子谈德性之养成及品德之运用或道德之实践皆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未涉及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间的关系，主要侧重于主体如何去“尽人伦”的问题，给人的感觉似乎是道德实践活动的展开无须有物质条件的支撑。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任何一种人伦关系的道德践行都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作支撑，譬如与朋友间的交换，就得考虑酒饭之费的问题，而如果考虑到周礼对于人们社会交换的形式主义要求，则满足这一要求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并不是普通人可以负担得起的，是以我以为《礼记·曲礼上》所谓“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就有对“庶人”物质成本负担的考量，而《礼记·檀弓上》提出的礼要“称家之有亡(无)”，实际上就是指行礼要与家庭经济情况相符。不过，这不是孔子在本章要谈的问题。本章孔子的问题意识是：君子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到底应该以何者为主?

　　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君子也是人，也要吃饭穿衣，也会有吃得好一点、住得宽敞安逸一点的想法或欲求，且这种欲求在孔子看来是具有伦理正当性的：“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但是，孔子也意识到，一方面在传统等级体制下，富贵不是求得来的，也不是靠劳动可以致富的，另一方面，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富贵吗?难道没有别的更值得人们去追求的东西吗?为了富贵真有必要去当“执鞭之士”吗?对这一问题，孔子的回答是：君子以“谋道”为天职，君子活着的意义与价值在于“闻道”，“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而君子对富贵的追求同样必须以“道”的方式来实现，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也。但是以“道”的方式来实现富贵之欲的前提条件却又必须是在“有道之世”才是可能的，因此，如果说君子“谋道”有其外溢效应的话，那就是“谋道”的过程就是一个救世或改造社会的过程，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讲，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实现对主观世界的改造。而在这一过程中，恰恰需要主体克服源自自身物质欲望的诱惑，要做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尤其是要做到“君子固穷”，不为酒食所困。当然，孔子也不愿意看到“固穷”到失去生命的境况，也不愿意饿着肚子去“谋道”，但如果现实就是如此，也不能拿“道”来换“食”，这就是儒家所追求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境界。

　　如何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呢?孔子认为要“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敏于事”就是要勤快认真做事，“慎于言”就是少说多做多思考，除了通过在事上磨炼的方式来养成德性外，还需要向“有道之士”请益指点，以便及时改正自己学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方向性错误。可见，孔子所谓之“好学”实际上包括了“勤学”与“好问”两个方面，且两者是不可或缺其一的，因为没有“好问”精神，“勤学”所掌握的道理可能不是“正理”，而没有“勤学”精神，“好问”得来的“正理”始终只停留于言语之理的层面而无法内化为主体的“心得体会”。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本章孔子把“好学”与“好食(居)”相对待，也是指专心致志于道者往往会无暇顾及物质需求满足即进入“茶饭不思”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也就是说，凡“好学”者无论其经济条件如何皆具有“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共性。但是又并不是所有的“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者都一定是“好学”者，因为有些人虽然亦不为酒食所困，但也不喜欢学习，常常会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某种爱好之上，所谓“玩物丧志”者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