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雍也第二十八
原文：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我读：男人总不能因怕自己经不住美女的诱惑就拒绝跟美女见面吧
“子见南子” 是儒学历史上的一桩“公案”，记载的是是孔子羁旅卫国初期同卫灵公夫人南子的一次会晤，因孔子这次会晤的对象——南子在卫以“淫行”而声名欠佳，是以这次会晤活动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儒家群体内部的纷争意见，以致于儒学后生之辈称此事件为孔子一生“最不可解者”(见程树德《论语集解》)。
孔子是在“堕三都”失败后离开鲁国的，他周游列国的第一站便是卫国。之所以选择卫国，主要的原因是卫国当时既有像蘧伯玉这样为孔子所称道的贤者，又有子夏、子 贡、子羔等著名弟子在卫为官，且由于这些人的宣传，孔子在卫国的声誉并不亚于在鲁，因此他认为在卫国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东周”之梦。于是孔子在离鲁适卫的路上，便与弟子们讨论治卫的国策方略，提出了著名的“富、庶、教”论，足见他周游列国之始是何等踌躇满志。但是，孔子的这种“求仕”以“行道”的热心却被卫灵公泼了一瓢冷水。孔子初至卫国，因其声望，卫灵公还是很礼貌地接见了他并给予他跟鲁国同等的俸禄——六万粟，但卫灵公并不打算重用孔子 。因为，孔子来卫国以后，一时门庭若市，其弟子或是求学间道，或是为孔子仕卫出谋划策，加之孔子又与叛乱者公叔戍交往甚密，犯了政治之大忌，这不能不令卫灵公生心存疑虑，这样孔子居卫仅十个月便去卫适陈，但在经过匡地时，为匡人所拘，不得已又返卫。卫灵公听到孔子去卫适陈, 深为不满，因而当他听到孔子去而复返时就未作任何表示，对此，孔子心中颇为不安。孔子自匡返卫，居在蘧伯玉家，本指望通过蘧伯玉在卫的声望 来疏通自己同卫灵公的紧张关系, 但卫灵公并不卖帐。正在这样一个紧要时刻，南子派人传信，表示愿意见孔子 , 她说：“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史记·孔子世家》)一则表明自己在卫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另则告诉孔子，此次召见并无他意，只是想调和孔子与灵公之间的矛盾，使“君臣”之间建立起一种“兄弟”般的关系。南子的这一举动，不管用意如何，对处于进退维谷的孔子来说，毕竟是一个好兆头。当然，这对孔子来说同样是一个难题。因为，一方面孔子意识到南子所言并非妄语，要缓解同灵公的关系，非南子从中说项不可;另一方面，南子其人名声欠佳，见之有失儒者人格与尊严。处此两难境地，见还是不见?孔子的考虑是：
首先 , 他更为关注儒家群体的生存危机与求仕以行道的发展需要。孔子来卫，主要目的虽非“谋生”，但“谋生”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特别是在去卫适陈又去而复返之后，孔子在卫“奉之如鲁”的物质保障已不复存在，生存问题就不能不成为孔子所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而且，从求仕以行道的发展需要看，良好的君臣关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孔子初次来卫 , 同灵公的关系主要是走的“弟子路线”, 缺乏值得灵公信赖的人在中间引线 , 灵公对孔子一直抱有戒心，所以，欲获得灵公的重用，就必须消除彼此的成见，而在当时除了南子以外，恐别无他人了。故现在南子主动召见，对孔子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展宏图的机会，与儒家发展的整体长远利益相较，道德的完善让位于生存与发展的迫切了。 所以 , 我认为 , 孔子见南子在主观上是自愿的。
其次，在见不见南子问题上，孔子既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同时又感到了一种道德向权力屈从的耻辱，因此，唯一的办法是婉言谢绝南子的召见，并以此作为试探南子的信息。假若南子因此作罢，见与不见实无两样，假若情况相反，则表明孔子对卫国尚有利用的价值, 还有获得灵公信任的可能性，所以，我认为 , 孔子婉言拒绝召见，实在是一种策略性冒险，而从结果看这种种策略性冒险还是比较成功的，《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不得已而见之”，似乎是慑于南子的权势，其实是出自自身的生存与道德的双重需要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欲擒故纵的手法 。
第三，孔子的应召，虽然遭致弟子的反对，但从此后孔子儒家群体在卫国的处境来看，这次会晤还是有积极作用的，这一点从会见以后不久“灵公与夫人同车，……使孔子为次乘，招遥市过之”(同上)，以及孔子居卫时间最长，可以佐证这次会见的意义。
当然 , 子路对先生见南子事的“不悦”态度还反映出师生二人在对待妇女参政问题上有不同的价值评估。因为，传统的道德一直把妇女定位在“贞顺 ”这一淑女型价值框架之内，不允许妇女作任何的价值移位，但是，春秋以来，礼制的破坏或多或少地使传统的妇道观念失去了制范作用，以至于孔子把“女子”同“小人”放在一起 , 视做“难养”即难以对付的人。而作为“难养” 的表征之一，便是一部分妇女不甘心在“齐家”的范序内默默无闻地奉献，而是欲步入到社会舞台的前沿，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对于女性参政问题，其实儒家传统并不完全地歧视，《论语·泰伯》孔子说：“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指的就是周武王的班子建设还配备了一名女性干部，且她在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过程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是以也被列入难得的“人才”范畴之内。当然，因制度安排所致，古代妇女参政大多走的“夫君路线”(唐朝武则天时例外)，因而其作用之大小要看“夫君”的情况，一般来说，只有在“夫君”昏弱无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夫人干政”现象，而“夫人”要达成参政的目的，就必须要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圈子，那么她靠什么来建立自己的权力圈子呢?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美色是她们善于利用的资源，这样一来，她们的“妇德”就有问题，而这一点恰恰又是为传统道德所不容，但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看，又恰恰可能是这些“妇德”有问题的政治人物譬如武则天却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以本章南子为例，她虽然有“淫行”之名，“然有知人之明 , 故于蘧伯玉，孔子皆特致敬。 ”(《论语正义》)正是她的这种“知人之明”，使得弱小的卫国能够留住人才，又正是有这些人才的存在，卫国才能在诸侯争霸的狭逢中苟延残喘下来，成为秦灭六国的最后一国。所以，子路对子见南子一事之所以不高兴，完全是基于一种“妇德”观念，没有看到南子还有“寡小君”这一政治身份，而孔子见南子，见的不是南子这个“女人”，而是见的南子这个“寡小君”，于礼仪并无不当之处。
从上下文联系来看，文本之所以在此安排子见南子一章，仍然是强调君子处事只要方向对头，原则未错，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灵活处理，决不能为流俗所困而不知权变，对此，朱子有言曰：“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其见恶人，固谓在我有可见之礼，则彼之不善，我何与焉?”(《论语集注》)好人如果不喜欢坏人就拒绝跟坏人来往，难道是怕自己经不住坏人的诱惑而变坏吗?男人总不能因怕自己经不住美女的诱惑就拒绝跟美女见面吧?若果真如此，那还是真正的好人或男人么?更何况孔子所见的南子还有“知人之明”这样好的一面呢?故子路之悦真不值得夫子以“矢之”来表明自己的心迹，不过，孔子也是人，而且是男人，遇到这样有桃色绯闻之嫌的事，还是冷不住要赌咒发誓一番。足见圣人也有可爱的一面。